所谓的新儒家，就是20世纪20年代产生，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服膺宋明理学，力图客观而同情地理解传统儒学，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出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现代新儒学的自我定位：儒学的第三期
儒学的三期（牟宗三提出）：
第一期：先秦至东汉末年
第二期：宋明理学，重点是“内圣”
第三期：现代新儒学，重点是从儒学的内在目的性开出“新外王”，即科学和民主。基本框架是“内圣而开出新外王”，“新儒学”的概念原来指相对于孔孟“原儒”的宋明理学（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三代：
关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及其代表人物的划分，有不少说法，其中刘述先先生的“三代四群”说似乎比较合理。
第一代第一群：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
第二群：冯友兰（新理学）贺麟（新心学）钱穆方东美
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
第三代第四群：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
梁漱溟
清光绪十九年（年），梁漱溟生于北京，先祖为元世祖五子忽哥赤，故入籍河南开封。6岁，入中西小学堂。8岁后，先后就读于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13岁，考入地安门外顺天中学堂。
清宣统三年（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顺天中学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民国报》编辑兼记者。
民国元年（年），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漱溟”作笔名。同年开始读佛典。
民国二年（年）正月，赴西安期间开始素食。年初，读幸得秋水《社会主义之神髓》，年末写出《社会主义粹言》。七月，向父兄表示志愿出家为沙门。
民国三年（年）二月，在《正谊》发表《谈佛》。
民国四年（年）九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蔡元培聘请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
民国五年（年），欲往衡山出家为僧，未能成志。十二月五日到北京大学任教，为哲学门三年级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民国六年（年）三月，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始讲授佛教哲学。十月，在研究所开设孔子研究。十一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学概论》。
民国七年（年）一月，与陈大齐等人在北大发起组织哲学研究会。五月，北京爆发学生运动，先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六月，开始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欲以此书为《孔家哲学》《唯识述义》两书之“引子”。
民国八年（年）一月，《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本同年春，阅读《东崖语录》有感，遂放弃出家之念。暑假，访问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向欧阳竟无介绍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学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记录自十月始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民国九年（年），暑假间应山东省教育厅邀请赴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十月，该讲演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同年四、五月间决定过农家生活，年末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民国十年（年），年初访太原，结识卫中并参观其所办学校。十二月，发表《曲阜大学发起和进行的情形并我所怀意见之略述》。
梁漱溟全家旧照民国十一年（年）九月，在北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
民国十二年（年），发表《重华书院简章》。秋，辞离北大，应邀前往山东菏泽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民国十三年（年）春，返回北京。后与熊十力及山东六中部分学生住什刹海讲学。
民国十四年（年）一月，与师友迁居万寿山北大有庄同住共学。讲《人心与人生》。
民国十五年（年）一月，应邀为北京高校讲演《人心与人生》、《我对于心理学上见解的变迁》等。
民国十六年（年）春，访南京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学校。七月，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在广州期间，代李济深任广东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试办计划大纲。9月，发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并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讲演乡治问题。
民国十七年（）二月，北大考察江苏、河北、山西等处的村政实验。秋，赴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十一月，发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
民国十八年（年）一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任教务长。六月，主编《村治》，于该刊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文。十一月，发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民国十九年（年）一月，赴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六月，该院成立，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
民国二十二年（年）二月，教育部召开民众教育家会议，推选先生等五人起草民众教育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的草案，先生负责执笔，写成《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同时，被教育部聘为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十月，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
民国二十六年（年）三月，《乡村建设理论》出版。八月，作为国防参议员出席参议会。
民国二十八年（年）十一月，与黄炎培等人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民国二十九年（年）夏，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在四川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
民国三十年（年）三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常务委员，并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创办《光明报》并出任社长，途经桂林时在广西大学讲学两个月。
民国三十一年（年）二月，赴桂林，开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民国三十五年（年）五月，任民盟秘书长，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参与“第三方面”人士参与国共和谈。9月，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北碚成立，后改为勉仁文学院。十一月，国共和谈破裂。先生回北碚，重新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民国三十六年（年），退出民盟后，创办勉仁文学院，从事讲学与著述。
年夏秋间，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自八月初至九月初，与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十一月，《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年9月，建议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十月，写作《中国建国之路》。
年8月，向毛泽东提出去苏联作学术研究，未果。
年8月，居京西八大处习静。
年，开始写作《人心与人生》。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先生被赶出居室，暂住小屋内。9月至11月写出《儒佛异同论》。
年1月，写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政协学习会上讲演。
年7月，完成《人心与人生》，重新写作《东方学术概观》。
期间，自年初应邀来北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年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中国人》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
年，《人心与人生》出版。中国文化书院于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务委员会主席。
年3月，在中国文化书院第一届讲习班上讲演。
年11月，《东方学概观》出版。
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园。一部分骨灰埋在山东省邹平县小黄山。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他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漱溟曾经杜门研佛三年。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座席。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儿子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
尽管对佛学钻研很深，但年其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濑溟曾对学生说，他与哲学无缘。他不懂什么叫哲学。他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①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②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
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试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
著名学者许纪霖：①现在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学者专家，为稻粱谋，有专业精神，但不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中国社会仍然处在转型期，我们还需要梁漱溟式的人物。②放着北大教授不做，梁漱溟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他看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里去实践的。
《人民日报》（年7月8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新华网、人民网《梁漱溟诞辰周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梁漱溟认定，尽管目前东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几有断绝之虞，但这却是暂时的，中国文化不仅仅不应该断绝、也不会断绝；不仅仅会在中国复兴，实现中国的富强，更是会走向世界——正如古希腊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运一般。
冯友兰
年冯友兰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父亲是清朝进士，地方官员。冯少年时先后入唐河县立高等小学，开封中州中学，上海公学学习，年考入北京大学法科，但后改入文科中国哲学门，年毕业，任教于开封中等技术学院。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年获博士学位。年冯友兰自美归国，初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年转任广东大学教授，年再转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年三转清华大学教授兼任哲学系主任，翌年再兼任文学院院长。年和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大力推崇儒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独尊和正统地位。年冯友兰获邀出访捷克及苏联，回国后分别就苏联见闻及历史唯物主义作两次演讲，因此触怒国民党当局，遭逮捕审讯，但不久即获释。事后冯迅速向国民党靠拢，不久即加入国民党，并与年当选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冯遂随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又旋即再迁昆明，任职于西南联大，仍为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因迁徙期间国民党籍关系中断，年冯再次加入国民党。居昆明期间，冯先后出版《新理学》（年），《新事论》（年），《新事训》（年），《新原人》（年），《新原道》（年），《新知言》（年），合称“贞元六书”，继续推崇儒家道统，发展巩固其儒学思想，也切合当时国民党新生活运动。任教西南联大期间，冯与国民党高层往来密切。年起数次前往重庆为国民党干部授课。年以西南联大党部名义，致函蒋介石望其“收拾人心”，蒋阅信“为之动容，为之泪下”。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冯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清华大学返回北平，冯应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邀请，任客座教授一年，集结其间讲稿出版《中国哲学简史》。年回国后仍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后又当选中央研究院首任院士（人文及社会科学组）及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三届评议员。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日冯既致信毛泽东自称“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毛在回信认定了冯“过去犯过错误”，并告诫其“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遂向清华大学辞去院长和系主任职务，并与年一段时间内被派往农村参加土改运动工作。年被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建国后，冯多次检讨自己历史问题，在国内外数次公开表示新理学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敌”，是“反人民”，是“要人一心一意拥护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合国民党政权”，“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并“对40年代所写的几本书忏悔”。并经常做出配合政治形势的举动，如“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而相继写出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年参加批判胡适和梁漱溟的政治活动；年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三届政治协商会后向毛泽东献诗“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云云。年文革开始，起初冯抄家关入牛棚。年毛泽东表示“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唯物主义，不懂唯心主义，如果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冯得以离开牛棚，恢复自由。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冯友兰出任四人帮掌握的“梁效”写作班子顾问，“从旧营垒里冲杀出来，给了孔丘一个回马枪”，相继发表《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文章，均得《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后又著《论孔丘》一书，为江青集团效力。这些书文中，冯称自己49年以前的尊孔思想是“为大地主大资产家，特别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服务的”，49年以后则是“为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认为自己能参加批孔运动是一种“更大的幸福”，一代儒学名家“竟以批孔鸣于时”。冯积极向江青靠拢，然年四人帮失势，梁效写作班子遭彻底清算，冯亦遭长时间关押审查。年起，冯通过口述方式开始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自称是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至年完成，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观念贯穿全书始终。年，冯友兰病逝，享年95岁。
冯友兰曾自拟“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一联，总结自己得意之作。三史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三套中国哲学史著作。六书是“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六本自成体系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分别完成于年、年，是第一套以西方哲学概念完成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其中许多概念已成为定论，为后世学者所共同接受。堪称中国哲学史的奠基之作。《中国哲学简史》是由年在美国宾州大学上课教材编写而成。此书译为十多国语言，销售数百万册。是西方各国大学中国哲学史课程必用的教科书，也是西方了解中国哲学的最佳入门途径。《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完成于年，乃是冯友兰用生命写成的哲学大作。在84到95高龄等11年间，以准盲人、准聋子的身体状态，在每年住院数次的情况下，口述由弟子笔录而成。《贞元六书》是一套自成体系的哲学著作，分为《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与《新知言》。《新理学》为其总纲，后五册是分属各章节，主要讲纯粹哲学。《新世训》是社会观，是新理学观点在社会问题中的应用。《新事论》是生活方法论与道德修养论。《新原人》是人生哲学，以觉解的程度将人生分为四个境界。《新原道》是哲学史观，分析中国哲学之发展。《新知言》是方法论，总结中西哲学史的经验。生平著作收录在《三松堂全集》共十五册。
熊十力
熊十力（.2.18—.5.24），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汉族。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镇张家湾人。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与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和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被称为“新儒学八大家”。年以后，以特别人士身份邀请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因文革期间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医院病逝，享年84岁。
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哲学观点以佛教唯识学重建儒家形而上道德本体，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中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清光绪十一年（年）夏历正月，熊十力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上巴河张家湾。
熊十力光绪十八年（年），家境贫困，为邻家牧牛，闲时随父在家识字。
光绪二十年（年），入父亲掌教之乡塾读书，初习五经章句，次及史。
光绪二十六年（年），长兄仲甫送熊十力从学于邻县圻水何昆阁门下。受其影响，喜读晚明诸先生书，尤爱船山书，并兴救国之志。熊十力从学何先生仅半年，因家贫及同学忌讽，辍学归家。
光绪二十八年（年），与王汉、何自新共游江汉，同谋革命。入武昌新军凯字营第31标为兵卒，谋运动军队，联络党人。
光绪三十一年（年），由行伍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仍密谋革命。
光绪三十二年（年），与刘子通等联合军学界有志之士，成立黄冈军学界讲学社。由何自新介绍加入日知会。以后数年曾参与武昌起义、二次护国讨袁运动。
民国七年（年），深感“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如何拨乱反正？”又自度非事功之才，遂志学术一途。是年，将民国三年（年）至民国七年（年）间的读书札记、书信、杂论及为友人所撰传记、序文共25篇合刊为《心书》自印出版。
民国九年（年），由梁漱溟推荐赴南京支那内学院，从学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
民国十年（年），草撰《唯识学概论》初稿。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只有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晾干才能外出。
民国十一年（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应蔡元培之邀，熊十力聘为北京大学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民国十二年（年），唯识学讲稿始由北京大学出版组正式出版，名《唯识学概论》。
民国十三年（年）秋初，随梁漱溟赴曹州的山东省立第六中学任教。
民国十四年（年）春，应石瑛先生邀，赴武昌大学执教。秋，因武大校长易人，又返回北大。为讲授因明学之需，自秋涉冬删注窥基之《因明入正理论疏》，年底事毕。
民国十五年（年），春三月，开始改写《唯识学概论》。七月，《因明大疏删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因用思过劳，始患神经衰弱之症。
民国十六年（年）初，移南京中央大学休养，常与汤用彤、李石岑等论学。后移往杭川养病。
民国十七年（年），应汤用彤之邀，赴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作短期讲学。时唐君毅就读中大，始从游于熊十力。
民国十九年（年），仍住杭州广化寺疗养。经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单不庵介结，结识马一浮。《唯识学概论》经重新修订，易名《唯识论》出版。由弟子高赞非、张立民记录校订先生在民国十三年秋至民国十八年秋四年间，与朋友、学生论学之语及书札，编辑成册，名为《尊闻录》自印出版，分赠好友。
民国二十一年（年）十月，《新唯识论》（文言本）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发行，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马一浮作序并题答。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十力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十一月，返回北大继续教授唯识学。时牟宗三就读北大，始从学熊十力。常与张申府、张岱年兄弟、林宰平、汤用彤、李证刚、郑天挺、陈政、罗庸、罗常培等往来论学。十二月，内学院年刊《内学》第六辑刊登刘定权（衡如）的《破新唯识论》一文，欧阳竟无师为之作序。
民国二十二年（年）一月，太虚法师于《海潮音》14卷1期发表《略评新唯识论》一文。二月，撰成《破破新唯识论》，酬正内学院师友，由北大出版部印行。八月十七日，在《大公报》发表《循环与进化》一文。秋，周叔迦的《新唯识三论判》一书，由北平直隶书局出版，对《新唯识论》《破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提出批评。
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无吃无教》一文。六月十日，又发表《英雄造时势》一文。九月二十日，在《大公报》发表《易佛儒》一文。时与钱穆、蒙文通、张孟劬、张东荪昆仲相过从。
民国二十四年（年）一月，在《史学》（北大出版）一期发表《请诰授奉直归州学正传雨卿先生传》。六月，于《安雅学刊》一期发表《读经》一文。十月，于《文化建设》1卷9期发表《文化与哲学》一文。二十八日，于《大公报》发表《答伍庸伯》一文。八月三十日，就中国哲学会成立，在《大公报》上发表《为哲学年会进一言》文，提出中国亟需一种新哲学。十月，由弟子云颂天、谢石麟存录整理熊十力在民国二十一年冬至民国二十四年秋，三年间与友人论学书及笔札的《十力论学语联略》一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民国二十五年（年）二月一日，在《中心评论》第2期发表《答朱进之》文；二十一日发表《论不朽书》。三月二十日，在《文哲月刊》1卷6期发表《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八月，始撰写《佛学名词释要》，及秋完稿，由北大印行若干本。十二月，在《哲学评论》7卷2期上发表《佛学名词释要》中的28条词释。始用《佛家名相通释》一名。
民国二十六年（年）二月，《佛家名相通释》由北大出版组出版发行。是年，于湖南郴县创办“十力中学”，由弟子燕大明主持。
民国二十七年（年）春，由鄂入川。夏，为诸生开讲中国历史，弟子记录整理成册，名《中国历史讲话》，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石印若干册。冬，指导钱学熙翻译《新唯识论》文言本为语体。拟再译成英文做准备。
民国二十八年（年）夏，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于乐山创办，应邀担任讲席。九月十七日，撰《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未几，与马一浮相处不和，离开复性书院，时武汉大学迁至乐山，应朱光潜之邀，前往作短期讲学。冬，韩裕文续接钱学熙翻译《新唯识论》，完成转变章，至是，《新唯识论》（语文体）上卷脱稿。
民国二十九年（年）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卷，由吕汉财资印二百部。是年，梁漱溟创办勉仁书院于北培，约先生前往主讲。
民国三十年（年）四月，周封歧资助印行《十力语要》卷二四百部。秋，由先生自己翻译的《新唯识论》（语体文）中卷脱稿。十月，赴北培勉仁书院担任主讲。
民国三十一年（年）一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两卷由勉仁书院哲学组出版。六月，《论周官成书年代》一文发表在《图书季刊》第2期。《思想与时代》刊物第12期起，连续发表《论体相》《论玄学方法》《儒家与墨法》《谈生灭》等文。
民国三十二年（年）春，《新唯识论》（语体文）下卷完成，将上、中卷合为一书，并做一些改动。
民国三十三年（年）一月，在《哲学评论》8卷5期刊载《新唯识论问答》一长文。二月，始撰写《读经示要》。三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下三卷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十一月《读经示要》完稿。
民国三十四年（年）九月，在《中国文化》第一期发表《论汉学》一文。十二月，《三民主义》半月刊7卷8期上发表《说食》一文。
民国三十五年（年）四月，回北京大学执教。夏，孙颖川主持黄海化学社，特邀请熊十力回蜀负责哲学部工作。发表《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讲词。刊于《黄海化学社附设学研究部特辑》嘱王星贤整理抗战期间的信函短札，成《十力语要》卷三。
民国三十六年（年）春，由重庆返回北大。六月，《学原》1卷2期发表《答牟宗三问格物致知书》。《哲学评论》十卷五期发表《与柏特教授论哲学之综合书》；《龙门》1卷4期发表《论关老之学书》；七月，读《大智度论》，并作《读智论钞》。《东方与西方》1卷4期发表《读智论偶抄》。八月，就《学原》1卷4期发表《略说中西文化》。《哲学评论》10卷6期发表《论本体书与说理书》。《龙门》1卷6期发表《读汪大绅绳荀》。《世间解》第3期至第7期连续发表《读智论抄》。十月，“十力丛书”之《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十力语要》（四卷本）先后印行。
民国三十七年（年）二月，应聘至浙江大学讲学。五月，《学原》1卷12期发表《论事物之理与天理：答徐复观》。2卷1期发表《略谈新论旨要》（答牟宗三）。冬，南下广州，命黄艮庸作《新论平章儒佛诸大问题之申述》一长文，答辩印顺法师《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文。
年1月，辑成《十力语要初续》，12月由香港东升印务局印行。2月，《读经示要》由正中书局重版发行。
熊十力年1月，《韩非子评论》在《学原》3卷1期直发表。仲秋，撰成《与友人论张江陵》一书。11月，《摧惑显宗记》由大众书局印行。是年，应董必武、郭沫若之请，由广州途经武汉返回北京。
年5月，《论六经》一书完稿。
年中秋，作《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壬辰删定记》。
年，熊十力再次来到北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十力心情甚为舒畅。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10月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同年，起草《原儒》上卷，至中秋脱稿。
年夏，作《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一长文，10月，始起草《原儒》下卷。
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万言。
年冬，《体用论》脱稿。
年4月，《体用论》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石印出版。5月，始起草《明心篇》，初冬完稿。
年4月，《体用论》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夏，开始撰写《乾坤衍》。《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一文收放《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
年，继续撰写《乾坤衍》，体弱多病，写作艰难。
年1月，《乾坤衍》完稿，秋由科学出版社印行。
年1月，开始起草《存斋随笔》，12月完稿。书稿由封用拙誊正，拟影印出版而未果。
年，董必武推介熊十力读《实践论》《矛盾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8月，作《先世述要》，未完稿。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寓舍查封，身心俱受摧残。
年，熊十力在家曾拒绝饮食，后改为减食，以求速死。但仍不停地写书，写了又毁，毁了又写。春夏之交，又患肺炎，病后不肯服药，送医院前已发高烧。医院治疗后基本好转，但他习惯于一清早开窗，又患感冒。病体衰弱，大便用力过猛，心力衰竭，抢救不及，于5月23日上午9时与世长辞，终年84岁。
钱穆
钱穆（—）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汉族，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九岁入私塾，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年因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年秋，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因办学有成，获香港政府尊崇，于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谢世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生平事迹读书种子钱穆在上海送钱伟长赴美留学
“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开风气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当时的体操教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首任舍监为人和蔼友善，对学生循循善诱，深受大家的喜爱。后来换了新舍监陈士辛，教学生修身课，与学生相处不好。钱穆所在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
在这次事件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两位分别是校长的三弟以及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白。
钱穆因闹事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这位年幼倔强、聪敏伶俐的学生却很欣赏，他推荐钱穆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
慧眼荐才钱穆及其夫人胡美琪
世事多变，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钱穆被迫辍学。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岁，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渐兴起。特别是“五四”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陈寅恪称其“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虽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非常有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而辞职南归。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年3月18日，他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钱穆终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立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首肯是分不开的。北大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北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北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
北胡南钱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两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启超，一位就是胡适。钱穆在苏州时，就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氏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分道扬镳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八、九月间，日军进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陈寅恪等人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
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他的《国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一纸风行。所以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抗战胜利后，北大的复校工作开始紧张进行。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当时胡适远在美国未归，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事宜。当时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请返回北平，而钱穆却没有得到邀请。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他曾留学欧洲，被誉为史料学派的舵手，主张殷墟发掘，倡导“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名著当时。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早年作为考据名家，被傅斯年视为史料考证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来问学，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判。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钱穆的见解与史料考据派的观点并非绝对对立，两种现象是可以互为补充的。然而，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志”。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分道扬镳了。
由于钱穆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请。他往返于各地之间，在几个大学讲学著述；年，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应荣德生先生之邀，出任江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
钱穆精神年，国共两党经过四年内战，胜负即将分晓的前夕，钱穆托言春假旅行，不携书稿，只身南下广州；秋季，又随广州华侨大学一同移迁香港。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于发源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极为排斥，因此远走他乡。但同时，他对国家仍抱有深沉的爱，他所热爱的，是那个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国，而非此一新国。
因此，钱穆到达香港后，即创办新亚书院（今并于香港中文大学），收留战乱流离的学生。钱穆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经世救国的抱负，他坦言：
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余英时曾是新亚书院早期的学生，他目睹了钱师当年创办新亚的艰辛与不易，更是对老师充满了敬重。在余英时的记忆中，永远留下了这样一幕：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这种精神的传播已不仅仅限于香港，更是远播至美国、欧洲等地，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讲课和讲演。在耶鲁大学讲课结束时被授予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因而，钱穆精神由钱穆的门下弟子更为发扬光大。
魂归故里钱穆作品
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新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有一定规模，且加入中文大学。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16年来，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还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此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年休假后移居乡村小楼，开始计划写《朱子新学案》。年夏，钱穆曾赴马来亚大学讲学，余暇专攻朱子。次年2月返回香港。年10月定居台北，先住金山街，翌年7月迁至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因钱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以“素书楼”名新居，新居的庭院里，还特意种植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在此期间，钱先生以最高票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钱先生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作者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梳理了朱子思想资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在哲学上的理气论与心性论是一大问题，钱穆用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史界关于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见。在学术上，他再现了朱熹作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学方法上，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也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他用“考据正所以发明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方法克服治学方法上的偏颇。《学案》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止，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先生完成《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并撰写专论。此期间撰著出版了《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孔子传》、《理学六家诗抄》等。此期间钱氏将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汇总，保持原貌，略作改订，编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此外，他关于学术思想方面的论著汇集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中国学术通义》等。其它关于中国文化的论文或讲演集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关于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
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他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年，钱穆83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次年再到香港与长女(易)长侄(伟长)相见。年，钱穆90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年，92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先生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然而，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却因此心情不畅，在生命最后的3个月，素书楼庭园内的树木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清晨，他总是望着窗外问夫人：“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令人感叹。当时中央日报刊文指钱穆搬出“素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陈水扁执政后，曾向钱夫人道歉，并将素书楼改钱穆先生纪念馆。钱夫人曾慨叹道：“宁为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人住！”
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身的一代国学大师，于年8月30日晨在台北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岁。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盘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年1月，钱夫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述)五十四巨册，年-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趣闻逸事原本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外界以为钱“喜治乾嘉学”，张君劢甚而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钱穆初到北平，胡适的弟子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胡适也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研览。
钱穆作品
钱穆在治学方面与胡适颇多抵触。胡适继承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创立新说，认为老子略早于韩非，后于孔子。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曾看到一则记录，是说钱穆经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介绍到师范去教书，跟钱基博是同事，那时钱穆还很年轻，年龄大概在钱基博与钱钟书之间，大概钱穆小钱基博10多岁，而钱穆比起钟书来，可能也要长个10多岁。而钱穆与钱氏父子非出于同宗，所以就按年龄来称呼了。于是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年，钱穆赴港与钱伟长曾有一叙。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钱穆的专著《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即刻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这样，《国学概论》冠名钱基博的序言竟出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钟书之手，不禁使人叫绝!
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当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这是不公道的，他说：“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逝于杭州南路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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