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维生素D有助于黄斑变性的预防和治疗，然后最新的研究结果却认为，它们之间或许确实有关系，但关系性质其实并没到那份儿上！
英国皇后大学的McKay博士和欧洲7个国家的同事分析了来自欧洲眼科研究中心的众多数据，认为血清25-羟基维生素D和AMD之间并不存在广为认可的紧密联系。尽管他们确实发现维生素D与新生血管性AMD之间有所关联，但这种关联性应该大打折扣，他们认为二者的真正关系尚不明确，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才能揭示。
该研究结果已经发表在Ophthalmology杂志上。
众所周知，维生素D在人体多个系统中起到重要作用，包括维持钙稳态，参与免疫应答和胰岛素代谢等等。人体皮肤在暴露于紫外线照射后能产生维生素D，在少数食物中也含有维生素D，最知名的是深海鱼。然而，许多欧洲人并不常常晒太阳或摄入大量的鱼，约13％的欧洲人缺乏维生素D。此外，遗传因素也可影响维生素D水平。
研究人员推测维生素D补充剂可能降低许多疾病的风险。虽然证据不够明确，但一些研究，包括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表明它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
维生素D预防AMD？
以往人们广泛认为维生素D会降低AMD的发病率，是因为它具有抗炎作用，而AMD则是由炎症引起。此外，维生素D可以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这两种疾病都会增加AMD的风险。
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的研究结论也不够清晰，一些研究发现AMD和维生素D水平之间有相关性，而其他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例如，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局调查发现，较低的维生素D水平与早期AMD相关。而同一时间，韩国国家健康和营养研究所却发现维生素D水平与无论早期还是晚期AMD之间都没有关联。
最新结论
McKay及其同事分析了来自欧洲眼科研究中心的维生素D数据，该研究招募了欧洲多个国家的名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提供可用血液样本的人中，人没有AMD的症状，人具有早期AMD，46人具有地理性萎缩，人具有新生血管性AMD。而维生素D的平均浓度为49nmol/L，标准偏差为23nmol/L。
结果表明，21％的参与者存在维生素D缺乏，32.8％的参与者维生素D摄入不足。在调整混杂变量后，他们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吸烟者和糖尿病患者的维生素D水平相对比较低。而每周摄取鱼油补充剂的人，饮酒的人群，以及具有较高紫外线暴露量和膳食维生素D摄入量的人维生素D水平较高。
新生血管性AMD与维生素D缺乏有统计学相关性，但研究人员表示，由于调查过程中测定维生素D含量采用的是已确诊患有AMD的患者的血液样本，所以不排除这样的可能，那就是nAMD导致了维生素D的水平降低而不是维生素D的水平低导致了nAMD。
此外，他们还没有考虑其他会降低维生素D的因素，比如抑郁，焦虑，糖尿病肾病等。
因此，研究者最终的结论是，维生素D与AMD的因果关联的假说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
原文：AssociationsbetweenSerumVitaminDandGeneticVariantsinVitaminDPathwaysandAge-RelatedMacularDegenerationintheEuropeanEyeStudy.
（来源：《国际眼科时讯》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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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分析是药物研发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包括药代动力学（PK）和生物标志物分析等，贯穿了药物研发从早期筛选到临床研究再到上市后监测的整个过程。药代动力学通常是临床研究的一个重要终点，非临床和临床药代动力学不仅指导临床试验的剂量选择，其中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等数据也是药物研发过程重要考虑因素。
生物标志物是客观评价生理状态，判断疾病发生、发展和预后的指标物，可反映生物机体在环境相互作用中发生的可被测定的特征性改变[1]。生物标志物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在药物研发的不同阶段有多种可预期的应用。然而生物分析目前仍面临诸多挑战：
在低剂量给药时，有效的药代动力学研究可能需要具有超高灵敏度的检测平台对生物样本中药物浓度进行定量。
体内许多蛋白质由于表达量低，特别是一些被证明具有临床意义的蛋白质生物标记物没有被充分利用。
部分生物样本（如脑脊液）采集困难，而血液或其它基质中的相关生物标志物的浓度远低于脑脊液，甚至低于传统技术的检测下限，因此很难使用常规检测方法来检测。
对于生物药，除了如高分析灵敏度要求，还需要增加通量、减少样本量要求和减小基质干扰[]。
因此，必须使用高质量、高灵敏度的痕量检测技术获取可靠的数据，推进药物的研发进程。
检测平台配体结合测定法（Ligandbindingassays，LBAs）是蛋白质分析物检测中常用的一种方法，而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s）已成为多种生物基质中使用配体结合测定法检测蛋白质分析物的首选方法，其操作优势和缺陷也广为人知。
近年来，LBA检测平台的发展更加多样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技术的进步，从电化学发光平台到新一代平台，包括Gyrolab?[3]，Erenna?(Singulex)[4]，Simoa(Quanterix)[5]和Immuno-PCR[6]。
与传统免疫分析平台相比，新技术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有潜力解决药物研发过程中面临的生物分析挑战，实现了更大的动态范围。基于bead方法的引入，加上单分子检测的标准化和放大检测信号的能力，已经提高了许多免疫检测的灵敏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提高了几个数量级。
图1不同免疫分析平台格式区别[7]灵敏度是生物分析方法中的最关键的部分，代表该方法检测与药效、作用模式和安全性相关浓度范围内分析物的能力[]。然而大多数超灵敏技术平台提高灵敏度的方法都着重于检测信号的放大。如Immuno-PCR依托于免疫PCR平台放大检测信号，从而检测单个DNA分子。虽然Immuno-PCR具有显著高于ELISA和其他技术的灵敏度，但仍存在高背景干扰，并且这种干扰会在操作步骤中进一步放大[8]。而其他技术平台，包括MSD、DELFIA和AlphaLISA为基于酶反应的信号放大，通过荧光、电化学发光和其他模式进行检测。分析灵敏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其目标物具有高亲和力、选择性和特异性试剂的使用。通过优化分析条件，如缓冲液、试剂浓度和孵育条件等逐步提高灵敏度。但这会受到酶的催化效率、载体分子的结合能力、非选择性放大结合与非结合物的限制[9]。因此信号的放大可能并不会将灵敏度提高至某些待测物所需的水平，很少有能够达到亚皮克或每毫升飞克水平的超灵敏检测。而利用单分子计数则可以来实现超敏性，在每毫升毫微克的水平上进行蛋白质定量[10]。目前使用单分子计数的检测平台有Quanterix的Simoa?、Singulex的SMC?和Chimera的Imperacer?。表1三种平台技术性能与检测灵敏度的比较[]三种平台各有千秋，每个平台应用于生物分析时都展现其独特的优势。然而在选择某种技术平台时不仅要彻底了解新兴单分子检测技术的优缺点，还要彻底了解与应用相关的成本和风险。平台的选择应该由项目需求和生成数据的预期用途来驱动。本文主要以Simoa为主，介绍这种痕量检测技术在生物分析中的应用。Simoa技术介绍Simoa（Single-moleculearray）是当今最灵敏的免疫检测技术之一，通过在Simoa微孔阵列光盘的二十多万个飞升大小的孔中，捕获和密封磁珠上的单个免疫复合物，采用数字算法，实现飞摩尔的灵敏度水平。图Simoa检测原理[]
Simoa技术灵敏度比ELISA提高出倍以上，达到fg/mL级，是超低丰度生物标志物、微剂量PK检测的真正王者。除了在灵敏度上的改进外，Simoa平台还是一个完全自动化的系统。仪器为全自动化平台，可以进行样品稀释（高达1:10稀释）、混合、洗涤、培养和数据采集步骤。Simoa还可以通过为个体捕获抗体使用不同的染料连接剂，同时测量多达10种不同的分析物[11]。通过fg/ml级的灵敏度，使Simoa在药物研发、体外诊断、伴随诊断、生命科学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本文主要从大分子PK研究、不同领域的生物标志物分析等方面介绍Simoa这种痕量分析技术在生物分析中的应用。Simoa应用于大分子PK研究在药物研发过程中，尤其是早期研究，包括微剂量研究、I期临床的剂量递增研究等，完整的药代动力学行为曲线对于定量描述药物在体内的动态变化规律、建立PK/PD模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低剂量下PK血药浓度的检测往往受限于检测平台的灵敏度。另外对于免疫激动剂、双特异性抗体等治疗剂量在μg/kg水平的抗体类药物，常规ELISA、MSD等免疫分析技术很难获得完整的药代动力学行为曲线。Simoa的开放式免疫分析体系（Homebrew），可以大大提高灵敏度，几乎可以完成任何剂量水平的PK检测。图3Simoa、MSD、Gyrolab、ELISA平台动态范围的比较[7]Simoa应用于生物标志物研究生物标志物在药物研发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可监测早期药物研发进程中的生物学效应，确定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中的给药剂量和给药方案。因此须采用一种适合的方法来进行蛋白质生物标志物的评估。FDA指南草案列出了在生物标志物在分析验证过程中需要评估的基本指标[1,13]，这是FDA首次在生物分析方法的背景下正式讨论生物标志物适用的方法。生物标志物评价通常涉及多种分析物，因此使用较少的样本量和/或具备高通量检测能力的平台有较大吸引力。Simoa是一个全自动化的高通量检测平台，并能同时对多个分析物进行快速、灵敏的检测，以减少分析物之间的交叉反应。使用Simoa能够更加清楚地检测疾病相关的超低丰度生物标志物，提供更早期疾病诊断、更好预后和更加靶向的药物治疗手段。
1.Simoa应用于肿瘤治疗领域
血液或体液中生物标志物评价不仅可用于肿瘤的早期诊断和辅助诊断，同时对判定疗效、判断预后、预测肿瘤复发和转移以及靶点发现都具有重要价值。胰腺癌因患者存活率低和生存期极短，是恶性程度最高的肿瘤之一。胰腺癌早期缺乏特异性的症状，通常被确诊时已经进入中晚期，且大部分已发生转移扩散。胰腺肿瘤微环境的星状细胞（pancreaticstellatecell，PSC）的激活始于胰腺癌发生的早期，故而可以为临床检测提供灵敏且丰富的蛋白因子。有研究发现介导胰腺癌细胞和星状细胞之间信号转导的关键因子白血病抑制因子（Leukemiainhibitoryfactor,LIF），通过阻断LIF和其表达基因的敲除均能显著减缓肿瘤的进展，增强化疗的疗效，延长胰腺导管腺癌小鼠模型的生存期。通过建立小鼠模型和人体Simoa分析，系统地验证了其作为胰腺癌治疗靶点和生物标志物的可行性，发现胰腺癌患者中外周血LIF水平显著升高，循环LIF水平的变化与疗效密切相关。图4健康受试者与PDAC患者血液及组织中循环LIF水平[14]
宫颈癌是全球第四大女性恶性肿瘤。宫颈鳞状细胞癌(SCC)是最常见的组织学亚型，约占所有病例的70%。鳞状细胞癌抗原(SCC-Ag)是公认最有用的生物标记物。多项研究表明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治疗前血清SCC-Ag滴度升高与不良肿瘤特征和不良预后（肿瘤大小、肿瘤分级、间质浸润、血管浸润及淋巴结转移等）显著相关。ShuangYe等[15]人使用Simoa平台建立了新的敏感的SCC-Ag免疫分析模型，首次对根治性手术后的SCC-Ag进行了描述。术前和术后的SCC-Ag值可以很好地预测肿瘤的侵袭性。图5使用Simoa检测SCC-Ag在各时间点的中位值和范围[15]
.Simoa应用于神经疾病领域在神经退行性变领域，脑脊液（CSF）里中枢神经系统（CNS）生物标记物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通过腰椎穿刺取脑脊液的方式被认为是一种安全的、耐受性好的手术，但它的使用可能受到某些禁忌症(如服用抗凝血药)、病人不依从性或缺乏资源的限制。这种昂贵、费时的侵入式样本收集方式限制了脑脊液生物标志物的使用。更容易获得的生物基质，如血液或尿液，无疑将改善获取样本困难的现状，并通过采集多个时间点的样本，跟踪疾病进展。然而，由于血脑屏障的选择性以及高的血液/脑脊液体积比，血液中CNS生物标志物的浓度远低于脑脊液，甚至低于传统技术的检测限度，因此很难使用常规检测方法来检测[16]。同时血液中生物标志物浓度与CSF浓度的相关性也是研究中